2017年，日本的老年人口（65岁以上）达到3515万人。其中，27.1%的老人是独自居住，31.1%的老人是夫妻两人一起生活。也就是说在日本，一半多的老年人过着独居或两位老年人相互扶持的生活。

近年来，日本认知症患者的数量不断攀升，据2012年数据显示，日本的认知症老年人已经达到462万人。大约7个人老年人中就有一位患有认知症，按这个比例来推算，2017年日本有将近527万认知症老年人。

认知症的病因目前还没有定论，但可以明确的是，年龄是罹患认知症最大的风险因素。认知症症状通常在70岁左右显现，80岁之后患上认知症的风险将增加40%。

认知症对于独居的老人影响更大，他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认知能力正在下降，但由于记忆力、语言能力、视空间定向力等功能的下降，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慢慢开始力不从心，逐渐变得孤僻、与社会隔绝，不愿寻求任何人的帮助。

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日本关于认知症患者的纪录片——《漂泊的晚年》，讲述了三个独居、没有孩子的认知症老年人的故事。

情绪剧烈波动、拒绝任何外界帮助的木下

木下是一位认知症患者，76岁，30多年前与丈夫离婚，独自居住在东京的公寓里。

从半年前开始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评估判定木下需要介护服务，但她本人一直拒绝。

当工作人员探望木下时，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：“出去！不需要！”还会往人身上扔东西，但当工作人员告诉她“这是NHK在采访”时，“我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！”木下马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，开心地迎接他们进屋。

她的屋子一片凌乱，天花板上蜘蛛网密布、桌子上堆满从超市买回来却没有拆封的熟食、水池中堆放着满是油渍的餐具，人也营养不良、日渐消瘦。

在道别的时候，木下原本面带笑容地送他们出门，不知道听到了什么，突然间情绪急转，瞬间转身甩开工作人员的手，一句话也没说地冲回家。

第二次拜访时，工作人员想带她去医院，她以“我没准备好”、“我虽然傻了，但还知道这里是我的家”等各种理由拒绝出门。几经劝说，好不容易同意去医院，木下在穿好外套后突然走过来说：“我今天不去医院，找不到梳子，没有梳子我不能在外面过夜。”再次拒绝工作人员。

由于患有认知症并拒绝接受外界任何帮助，木下经常忘记吃药，没有力气做家务，甚至不记得吃饭，再加上剧烈的情绪波动，如果继续下去，很可能危及到生命安全。

当地政府认为木下已经无法自己做出理智的判断，这样持续下去可能会危及到生命。因此即便违背木下本人的意愿，也只能强制将她送进养老院，直到她好转并愿意接受居家服务为止。

老老介护的夫妻：身体健康的认知症妻子及身心临近崩溃的丈夫

在日本，介护者和被介护者都是65岁以上老年人的介护现象被称为“老老介护”，通常是同居的高龄夫妻。据2017年数据显示，在日本，被介护者和介护者都在65岁以上的比例达到54.7%，75岁以上的比例达到30.2%。可以说，老老介护在日本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。

“老老介护”带来许多现实问题，首先翻身、清洗、将人转移到轮椅等日常介护工作需要一定的体力才能完成，“腰疼”几乎是所有专业介护人员的职业病，对本就身体较弱的老年介护者来说，身体负担可想而知。

其次，对亲人的介护几乎是24小时365天没有休息时间，而且看不到尽头，不仅会对介护者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，也有可能导致介护者将压力发泄到被介护者身上，甚至发生虐待行为。

此外，介护者失去了自己的时间，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减少，导致介护者、被介护者逐渐与社会隔离，变得更加孤僻。

第二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老老介护的夫妻。铃木先生曾经希望太太可以住进养老院或者使用居家介护，来帮助他们维持居家生活。但是铃木太太既不想住进养老院，也不想让别人帮自己做任何事，拒绝了政府工作人员为她提供的任何建议。

她的想法很简单，明明自己身体还很好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为什么需要别人的帮助？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？

铃木先生理解妻子的想法，也尊重妻子的意见。渐渐地，这对夫妻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与外界来往。

认知症患者通常自己很难意识到自己“生病”了，身体健康的铃木太太认为自己仍然可以独自自由外出，但事实上一旦走得稍远些，她就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有一次铃木太太彻夜未归，丈夫不得已只能寻求警方帮助，警方将太太送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，她在外面独自游荡了将近十个小时。

铃木太太曾经在报刊亭工作了40年，那时的她喜欢与人交流，经常与朋友结伴出游。家务活曾经是她一手包办，但自从患上认知症，洗衣、打扫、做饭这种从前生活中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，她已经没有能力完成，这种挫败感让她变得更加孤僻，更加不愿意面对他人。铃木先生只得将家务活接过来，但对于之前很少接触、而且对老年人来说较为繁重的家务活，铃木先生也感到十分吃力。

铃木太太对丈夫有着极大的依恋，在拍摄时，铃木先生外出买东西，铃木太太送他到玄关之后，马上又追到窗口把已经走到楼梯口的丈夫喊回来，“这个点心你带着路上吃。”

铃木先生日复一日地照顾着太太，甚至因为缺乏营养、缺乏睡眠及过度疲劳，曾被送到医院抢救。自那之后，他的身体逐渐衰弱，承受的心理、精神压力也接近极限，比起太太的情况更令工作人员担心。

对于铃木先生来说，尽管现实的压力已经让他的身心濒临崩溃，但这仍不是令他最绝望的地方。他可以预见太太的认知症将越来越严重，无法独自完成的事情会越来越多，而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在迅速下降，他最担忧的是如果他先累倒，谁能接替他的位置来全心全意地照顾太太呢？

“大家都在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标、生机勃勃地活着，但这不包括我们，社会上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。”对现状的心力交瘁、对未来的不知所措，一向沉稳内敛的日本老人在镜头前无法抑制地流下泪水。

依靠有限的居家服务，坚持独自在家生活的幸田

为了保护因精神障碍、认知症等原因导致判断能力下降的人，日本政府设立“成年人保护”制度，为这些人提供财产保护和生活上的照料。

第三个故事中的幸田也是一位认知症老人，82岁，没有妻子、子女，一个人在东京生活。

幸田的认知症病情没有上面两位老人严重，他可以走路、与别人交流，但他无法控制自己合理使用金钱。每个月16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，每次都很快就被他花光，将近400万元人民币的毕生积蓄也几乎全都花在股票、证券上，最近一次还被所谓的股票经理骗走将近8万元人民币。

他在意识到自己在金钱方面无法做出正确决定时，及时申请了“成年人保护”服务。政府为他指定了监护人，定期看望他、确认他的生活状态、管理他的退休金。

幸田想要留在家中生活，根据他的介护等级，政府为他安排了每周三次、每次一小时的居家介护服务作为支撑，但监护人在看望他时发现，尽管幸田的药已经按日期预留好、放在药物日历中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按时吃治疗中风以及慢性高血压的药物，也没有人来监督他按时吃药。居家生活对于这位认知症老人来说，显然已经有些吃力。

但是幸田仍然想要在充满回忆的家中生活。他在这个家中，曾与家人一起听音乐、一起唱歌、一起享用过无数顿美食，如今只能独自在家中播放以前留下来的磁带、在客厅中独自吃着买回来的便当。

幸田知道他应该住进24小时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，但他仍在理智与感情之间挣扎。“我无法下这个决定，”幸田痛苦地说，“我不想离开家。”

监护人理解他的心情，希望能够在尊重他意见的前提下，帮助他度过有尊严的晚年。

拍摄两周后，由于突发心脏病，幸田在家中去世了。

自由还是安全？

日本政府为居家生活的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、居家洗澡护理、居家医疗、居家康复治疗、日间照料、短期入住等各类服务，这也是日本一直在构建的“地区综合照护体系”，维护老人的尊严、帮助他们实现自立生活，尽可能地让老人在住习惯的地方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然而通过这个纪录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这些服务费用低廉、甚至是免费，仍然有老年人拒绝接受，或者即便接受这些服务也无法完全保证他在家安全地生活。

自由还是安全？有时候这两个事情可能无法完全兼顾。

有人曾经向瑞典专家提问：“如果一位老人一定要喝酒，但是这又可能危害他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时，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应该怎么做？”瑞典专家的回答是：“你应当在充分告知他喝酒的后果之后让他自己选择。这是他的人生，他有权自己做决定。”

当作为第三方的客观判断与他本人的意愿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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