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我照常出门，按照往常三点一线的路线，还有两个路口就到家了。突然间我站定在原地，望向还在变换的红绿灯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算了，天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，唉？家怎么走来着（面露愁容，内心焦灼，茫然无措）？别人为什么都在看我？我没傻，没呆，我……只是忘了回家的路。

笑笑姥爷自述

父亲第一次走失是2014年6月23日，那年他86岁，看上去蛮健康，行走自如，表达流畅。早上离开东直门的家乘公交倒两次车，去找他所熟悉的街边理发摊儿理发，顺便再去南磨房自由市场的山东馒头摊儿买馒头。从早上直到下午三点没有回家，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寻亲过程。找到理发大姐，拜访馒头夫妇，沿公交线路往返数次，直到去派出所报警，均无果而返。晚9点老人疲惫不堪地自己回到了家。

第二次是在2014年8月，父亲去离家3站地的农展馆逛农副产品大集，集市四点就散了，可直到晚上8点多，他才提着两大袋子采购的特产回到五楼的家中。

第三次是父亲去离家5站地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讲授气功，母亲陪他乘车同往，并嘱咐功友课后送他到车站。正常情况下，下课后半个小时就能回到家吃午饭，结果直到下午五点多才回来。功友送他上车后，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他绕到哪里去了。

这几次走失过程中，父亲还知道在出门前提上他常用的手提袋，里面有乘车证、钥匙和钱包，里边有他的身份证和紧急联系人和电话，也许是瞬间失忆，上错车或坐过站或下错车，迷失了方向，但是还能够在恢复记忆后，再返回家中。他那时还能够使用钱币正常购物，自己去超市和自由市场买东西，可以去社区食堂用老年卡打饭，自己做饭做菜，生活上能够自理。

再一次是父亲外出去五中办事，本应乘车返回，却独自走在北新桥大街上，恰被家住附近的五舅碰到，问他去哪里，表达不清楚，遂通知家人领回。

最后一次走失是2016年10月14日，那天是他的生日。母亲的生日是10月6日，所以每年在10月6日就把他俩的生日一起过了。那天一早，母亲意识错乱地催他出门，让他去学校开会。这时他已经不知道出门提着他的手提袋了，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证件地出走了。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寻找，查找监控录像，发寻人启事，直到晚上6点半在团结湖地铁站出站口被微信朋友圈中的好心人发现。

这一年父亲86岁，已经不会乘车，只知道盲目地行走，直到体力不支。语言表达已经不是很通畅流利，反应也显得迟钝。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走失，仅两年多一点时间，父亲的失智症状非常显著地发展。

这期间，为了防止老人走失，我们采取过各种措施：随身携带身份信息和紧急联系方式，但是不到躺倒路边，这些信息怎么发挥作用呢；定位手表忘记佩戴，尽管定位皮带定位鞋可以随人走，但是实践证明，这些民用定位器的定位精度远不能满足在都市里寻人的要求。

为了限制老人随意离家，我们甚至编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红头文件，贴在门上。别说，这个文件倒是很起作用，他们受党教育一辈子，很信红头文件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自己随意出门。

至少从父亲几次走失的过程，可以发现失智症的发展是很迅速的。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找到康语轩，或许能够延缓病情的发展，为老人争取更多的幸福时光。

正向的爱，是我们有能力爱自己，有余力爱别人